王囡囡渐渐大起来,和我渐渐疏远起来。后来我到杭州去上学了,就和他阔别。年假暑假回家时,听说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。打过之后,第二天去买一支参来,煎了汤,定要娘吃。我在杭州学校毕业后,就到上海教书,到日本游学。抗日战争前一两年,我回到故乡,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里来,叫我“子恺先生”,本来是叫“慈弟”的。情况真同闰土一样。抗战时我逃往大后方,八九年后回乡,听说王囡囡已经死了,他家里的人不知去向了。而他儿时的游钓伴侣的我,以七十多岁的高龄,还残生在这娑婆世界上,为他写这篇随笔。
笔者曰:封建时代礼教杀人,不可胜数。王囡囡庶民之家,亦受其毒害。庆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与钟老七。但因礼教压迫,不得不隐忍忌讳,酿成家庭之不幸,冤哉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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